2001年以后，隨著中國汽車工業不斷壯大，創新驅動、自主向上成為新的發展主旋律。自主品牌異軍突起，發展迅猛，日益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重要生力軍……

與此同時，自主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對先進技術的迫切、對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需求、技術變革方向的探尋……最終都指向對優秀汽車人才的需求。

人才是創新之金，是創新之魂，也是強企之寶。在很多年前的采訪中，付于武就曾高度肯定人才所擁有的力量和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要為我國汽車人才的建設和發展，為推動中國汽車產業的進步，為建設產業強國，發揮更大的作用”。

那個年代，許多海外漂泊的專業人才，內心也都有一個堅定的想法——回國!

如今的中國汽車能有這樣的繁榮盛世，離不開這批人當初的堅定選擇。

一顆回國的“種子”扎下根來

最開始，海外人才對于是否回國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你愿意享受北美的藍天白云，就留在海外。要是希望能夠參與中國汽車產業建設，為之做貢獻，那就回國。”憶當年，付于武仍覺歷歷在目。

“后來，我們愿意回國的人就在一起討論，有什么適合我們的地方。大家一開始提問、回答，再個別溝通。其實大家都是愿意回來的，很多人盼望著回來。”

付于武首先提起了趙福全，與他關系最為親密的海歸人士。“當時趙福全和韓志玉都是北美內燃機華人工程師學會的，記得有一次，韓志玉問了幾個問題‘我們回去能夠體現我們的價值嗎?會有什么不適應的地方嗎?’”他說。

“趙福全回答說，每個人的價值觀和想法都是不一樣的。他特別堅定地表達了回國的意愿。當時那番話，那個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付于武看來，趙福全是十分具有情懷的人。

“后來，汪大總，華人精英組織的主席，也是北美華人汽車工程師協會的創始人，當時在通用工作，職位最高，也很有影響。我認識他的夫人葛曼，我們去他家同他聊起這件事，他也表達了想回來的意愿。”

“還有現在的康明斯副總裁、中國區首席技術官彭立新，當時也去到了他家。”付于武說，“他養了一條很大的狼狗，雖然我們幾個男同志不怕狗，但那條狗實在太大了，當時就讓彭立新趕快牽走。”

“最讓我記憶深刻的，就是克萊斯勒和福特的幾位精英人才，其中有后來去上汽的劉建芬，她先生叫潘勇。我們到他們家去聚餐，十來個人，一人一個菜，主人提供葡萄酒，很有意思。我們從六點鐘一直吃到后半夜，談得天南海北，聊得特別痛快。”

“大家都忘記了外面下著鵝毛大雪，等回來的時候，都夜里一兩點了。從他們家出來時，雪已經很厚了。那么惡劣的天氣，大家熱情不減。”付于武回憶。

窗外是寒風呼嘯，屋內卻是赤誠熱血。在無數這樣寒冷又不失溫度的夜晚，一顆顆愿為中國自主汽車發展而奮斗終身的“紅色種子”，在這些海外精英的心里深深扎下根來。

陸續歸國的自主汽車中堅力量

“從2000年到2010年，大概這么連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每年都派團去和這些海外學子暢聊，他們的愛國之情也在感染著我們，我們能夠給他們回答一些問題，做一些動員，鼓勵更多的海外人才回國，這很有意義。”付于武對我們說。2004年，趙福全從海外回國，出任沈陽華晨金杯汽車有限公司副總裁。2004年之后回國的，還有曾任福特汽車研發經理的韓志玉，他來到了長城汽車技術研究院。

2006年，52歲的汪大總放棄了通用汽車產品開發部總監的高薪工作，毅然回國，出任上汽副總裁，主管技術管理和產品開發，為中國汽車行業作出重要貢獻。

除此之外，還有許敏、鄔學斌等許多人才，被稱為海歸“車一代”，他們的歸國為國內汽車行業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

“那時候真的回來了一大批人，這其中很多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前幾天，我見到地平線的總裁陳黎明，他以前是博世高級副總裁。他跟我說‘付總，你當時不認識我，但是我們這些人都認識你。’他說他從美國回來，然后去到蘇州博世，跟我們都有關系，我們講的那些東西，對他們很有幫助。這些汽車人才久居海外，好多年沒有消息，并不了解中國的汽車產業情況，當時是我們向他們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在關鍵時候，推了他們一把。”

“但是，趙福全從美國回來到華晨待了三年，結果此后一段時間，我忽然沒有他的消息了。”付于武回憶道。

“對我來講，每一位海外回來的人才都是熟悉的，也都是我關注的。后來趙福全給我來電話，當時我老伴在輸液，我問他，怎么沒有你的消息了。他說他從華晨辭職了。我又問，你辭職了要去哪呢?他回答正要向我匯報這事，他去吉利了，書福董事長邀請的。”

2006年，在李書福“三顧茅廬”式的盛情相邀下，趙福全轉投吉利。

“那時接到他的電話，我才安心了。我真害怕他回美國。”付于武珍惜每一位回國的人才，在和趙福全的對話中還帶了一絲孩子氣的“威脅”，“你要是回美國了，今后美國我就不去了!”

作為具標志性意義的海歸人才，趙福全的動向影響深廣。“我當時對他說，反正你不管去吉利還是哪里，就是不能回美國，只要留在中國做我們的自主汽車，我就沒有意見。他回我，放心吧，我肯定不離開中國，肯定在自主產業里繼續干。”

至此，付于武的心才真正放下來。

給予充分的尊重、支持和鼓勵

某種程度上，付于武可以算得上是這些海歸人才的引路人，他們的關系也因而頗為親密。“這些海歸汽車人才很多都成為了我很好的朋友，我們會聊很多事情。有一次，我去成都，朱元憲團隊一名成員對我講，‘我們從美國回來，祖國給了我們什么?’”

這個問題也讓付于武重新思考了海外人才歸國這一事業的初心，“回來以后我就跟張進華說，今年的創新團隊獎項一定要發給一線的人才，不是給科研團隊，也不是給高校，我們今年要隆重地頒發給汽車零部件領域在生產第一線的創新團隊的人!”

“其實在這些工程師眼中，對于誰是中國汽車產業，并沒有很清晰的概念，他們所有的精力都只在技術領域的認真鉆研上。所以我們處在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的這個職務上，就必須要有一種責任感，要讓努力奮斗在一線的人被更多人知道，要讓他們的成果被更多人看到。”

“我之前也曾經對朱元憲說，你離開成都吧，我給你介紹個好地方。他拒絕了我，很堅定地表示，就要聚焦在高壓共軌領域，一定要做出成果來。”

“這些人很值得尊敬!”付于武毫不掩飾對這些歸國人才的欣賞和敬佩。他又舉了一個例子：“龐劍也是這樣的人。他專注于振動與噪聲這個細分領域，多年苦心孤詣，終于做成了，把長安汽車的品質，提高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水平，這很值得肯定。”

“當然這也離不開領導層的重視和支持。”付于武笑著提起當年一件小事：“朱華榮作為長安汽車董事長，在他的能力范圍內，給予了這些人才最充分的尊重和包容。龐劍說沒有朱華榮，他當時可能就離開長安了。當時他的妻子清晨總會被鳥叫聲吵醒，朱華榮因此安排了人在他家旁邊幫忙轟鳥，你想啊，朱華榮能做到這樣的地步，足以見證到他對人才的格外重視了。”

這是一群情懷深重的愛國赤子，他們在歸國后不斷發揮自己的最大價值，一步一步成為中國汽車產業的中流砥柱，將世界的汽車產業發展經驗全面引入中國，也讓中國的汽車發展事業蓬勃走向世界。

左三為韓志玉，右三為彭立新如今，當年的“車一代”大部分已經完成自己的使命，光榮轉身，有的退居二線做起天使投資，有的回到高校繼續傳業解惑。但是，今天的中國汽車工業應當永遠銘記這些人的歷史貢獻，沒有他們當年引入的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方向，就不會有今天中國汽車的自主創新，也不會有領先全球的市場格局，更不會有全面向上的高質量發展。

汽車人才是尤其寶貴的，中國汽車產業應當永遠銘記他們所創造的這一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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